第一，“新人口”红利优势即科技人才优势与企业家群体优势，正在形成：

　　一是科技人才优势，我们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科技人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数量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科技论文在国际发表的总数已经在全球居于第二。国际专利的申请量今年有望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而且我国科技人才的数理化基础总体比较扎实。但问题是如何提供好舞台、好机制，使得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充分发挥创新的潜力。

　　二是企业家群体优势。中国从1986年的1万亿元的GDP增长到去年50多万亿元的GDP，只花了26年，中国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也都在同方向快速成长。福布斯排行榜上前1000位的企业家，中国占比从20年前的1%到现在的7%，中国400位富豪的平均年龄是46岁(美国是64岁)，为全世界最年轻。胡润排行榜显示，中国大陆千万富豪的平均年龄只有39岁，年轻、充满活力，没有包袱和框框。

　　第二，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正进入起飞阶段。超材料技术领先全球的深圳光启研究院，如今聚集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科学家。去年路透社报道，“广东东莞有2800名日本工程师在中国找到了第二春，在为中国的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创业板10%左右的上市公司在公开信息披露中宣称某项技术或产品已经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或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前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认为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特高压输电、可再生能源等七大技术已领先美国。

　　第三，行业的界限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跨界、跨行成为行业创新大趋势。互联网金融去年还觉得很陌生，但短短半年时间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非常热门的话题。两年多以前，商业连锁备受推崇，而现在店铺越多可能越成为负担，国美电器两年前股权之争时，大股东还以手中掌握的300余家非上市门店作为谈判筹码，而如今却成了烫手的山芋。互联网与工业、农业、服务业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优秀的农业企业，不仅有农业种植、养殖的概念，还有工业化生产、食品深加工以及电子商务的运用，是多种行业的复合、综合。所以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行业划分标准来对企业的创新进行定义，更难以用过去的行业划分标准来简单决定支持和限制哪一个行业。对创新的理解应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广泛。创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某一项技术创新，可能是服务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工艺创新、应用创新，或者是各种创新元素的聚集。

　　第四，企业大小的界限在发生变化。腾讯和中国电信谁大?过去肯定首先想到中国电信，腾讯的员工不足中国电信的三十分之一，但是腾讯的市值是中国电信的将近十倍。仅仅设立550多天和拥有13名员工的Instagram就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超过拥有100多年历史的《纽约时报》的9.6亿美元市值；130年历史的百年老店柯达去年申请破产保护，日本的索尼、夏普、松下等在一夜之间走向落寞，日本这几家巨型家电企业去年亏损额都在50亿美元以上，被称之为“日本沉沦”现象。

　　第五，网络经济在颠覆传统商业模式，新商业模式在改变传统经营路径与盈利方法。中国互联网的增速全球最快，2012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达到1.32万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3%，同比增长64.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仅为14.3%。互联网与各个行业的结合，正悄然颠覆着传统的组织体系和商业模式，而商业模式的变更又改变了企业传统的经营路径与盈利方法。商业模式创新的本质就是盈利模式的创新，商业模式决定着企业的生死成败。

　　第六，以美国为代表的创新模式在转型，中国的创新前沿也在追赶全球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潮头。来自MIT的创新实验室和跨学科交叉领域，如电子墙、移动照明、功能玩具、第六感界面、数字话剧、纳米传感器、无线电力传输、智能手表等创新层出不穷。与此同时，美国的风投行业也在转型，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开始在更大范围和自由度内筹集资金，创业企业的发起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项目，向全球的投资者募集资金，Kickstarter上活跃的投资人来自世界170多个国家。